由發改委帶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擬定工作中已歷八年之久，卻頻繁推遲頒布，多方仍存很大矛盾，至今未推上國務院辦公廳常務會決議日程。知情人高官表露，關鍵是由于遇到了“硬骨頭”，國家人社部就標準中央企業管理層薪酬工資待遇現行政策向中央企業征詢建議時，遭受了一些中央企業管理層的明顯抵制。

那麼中央企業管理層們為何“明顯抵制”呢?看一下這名管理層的叫法就懂了——上年全國各地 “全國兩會”期內，全國各地人民代表、武鋼集團經理鄧崎琳對新聞記者稱，自身稅后工資年收入僅40多萬元，而英國GE等大公司高管年收入是干萬美元。原先，中央企業管理層們真心誠意覺得自身的 “薪水遠小于海外同行業”，怪不得要明顯抵制。

可“遠小于海外同行業”能變成 “明顯抵制”的原因嗎?要和海外同行業公司比，為何只比較高管薪酬卻不比員工薪酬，為何只比薪酬卻不比公司市場競爭力和管理層的運營工作能力？

中央企業管理層薪酬該 “聽管理層的”或是聽“顧主(全員)”的？就在鄧崎琳埋怨“薪水遠小于海外同行業”的八個月后，國資公司頒布《中央企業貫徹落實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實施辦法》，明文規定中央企業管理層薪酬新項目和規范由國資公司或本公司投資人或股東會核準，不可以由管理層自身來定。

從理論上看，中央企業的投資人是全體人員人民，不管國資公司、國營企業股東會或是管理層，都不過是受聘于全體人員人民、對全員承擔的代理公司和高級員工。“全員”才算是那一個真真正正必須為員工高薪職位掏錢的顧主，付費雇她們是為了更好地讓其清洗好自己財產，管理方法不當會心痛，發放工資耗有錢了也會心痛，豈可在“員工”薪水難題上沒什么話語權？

依據相關材料，我國基尼指數2010年即已達0.61，歸屬于聯合國組織界定的 “貧富差距差距”的社會發展。我們不奢求中央企業管理層薪酬真能保證“與員工工資提高相融洽”(見國家人社部、中央組織部等部委局《有關進一步標準中間主要負責人薪酬管理方法的實施意見》)，但最少應當“和公司及其公司的商品市場競爭力相一致”(原國務院辦公廳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語)；全員做為投資人所傳出的明顯提出質疑，不可僅僅一縷轉眼即逝、沒有人理會的輕煙。